日本穷了70年的中国研究所

2019年12月14日 05:59

  日本穷了70年的研究所

  文/张丰

  发于2019.11.18总第924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和野岛刚老师约在东京文京区的大冢车站见面,一起去附近的中国研究所。他将担任我演讲的翻译。

  文京区是东京的核心区,很多文化机构都设在这里。和附近的东京大学比起来,中国研究所就显得太过寒酸了。那是一栋两层小楼,狭窄的楼道,演讲的地方是一间会议室,只有十几个座位。投影仪可能是十几年前的产品,主持人花了好大一会儿,才调整好角度。

  在东京,高大上的中国研究基地有好几家。早稻田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所,以及东京大学的社科研究所,都是当今日本进行中国研究的主力。但是我到的这一家是最特别也是最古老的,研究所的老师骄傲地介绍:它成立于1946年,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早三年。

  说是演讲,其实是小范围的交流。当天来了15个人,除了两位媒体人士,其他都是各个大学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教授。一位长者看上去已经80多岁,有些耳背,听的时候一只手始终放在左耳边,像一个“扩音器”,演讲结束后还非常认真地向我提问。

  这次演讲,我还挣了2万日元。演讲完就领了现金,装在一个信封里。理事长杉山文彦带点歉意地说:“在日本,演讲费用通常比这个高,不过我们真是没钱啊。”后来我了解到研究所的经费来源,感到抱歉的就是我了,很想把钱还给他们。

  所有的研究员都不从这里拿一分钱,并且还要缴纳不菲的会费。“最贵”的是“赞助会员”,每年10万日元;接下来是“所员”和“研究会员”,分别是24000日元和9600日元。福利是可以看研究所的藏书和资料,但还要从事编辑这种义务劳动:这个研究所每月出版一期50页左右的《中国研究月报》,每年出一本500多页的《中国年鉴》。

  我在他们网站上查到一份2015年的“贷借对照表”,那一年研究所的经费是1600万日元,换算成人民币也就100万;2014年只有669万日元,才40万人民币而已。研究所的家底,就是这一栋老房子和这块地了。

  据说,每年的“会费”还不够当年开销,靠着成立时募集的那笔钱,研究所才能支撑到现在。

  演讲后,大家一起吃饭,我支支吾吾地向他们提了一个建议:这样的机构,可不可以和政府或者大企业合作,是不是可以更好地解决经费问题?一位法政大学的教授貌似赞同我的看法,他自嘲道:“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,就是有些臭毛病,不愿意拿政府和大企业的钱。”机会也不是没有,但是,不管是谁担任理事长,似乎对这样的事都不太上心。

  这正是中国研究所这样的“一般社团法人”的可贵之处,说穷酸也好,洁身自好也罢,最终研究所就这样保持了独立性。或许,正是这种独立和清白,才是吸引那些教授们愿意贴钱贴时间编杂志和年鉴的原因。

  如果要经营研究所,当然也会有一些办法,但是那又有什么特别的魅力,值得一群大学教授去追求呢?

  吃饭时还喝了一种叫“晴耕雨读”的日本酒,大家都对这个酒的名字赞不绝口。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,读书人都有这种朴素的追求吧。70年过去,几代“研究员”前仆后继,虽然从空间上看,研究所是逼仄的,但是从时间的意义上,这却是不朽的事业。

  参加饭局的一共五人,除了我和野岛先生,另三人是研究所的理事长、常务理事和一位重量级研究员。最后,三位研究员AA,分摊了饭局的花费。“真不错,这顿饭并不贵。”大家都说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9年第42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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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辑:于晓】